《财经》记者 欧阳洪亮 罗昌平

央视新台址建设公司化运作简图

在中央电视台新台址（下称央视新址）大火发生半月之后，指向渎职侵权的调查已获新的突破，共约20名涉案嫌犯被北京市公安局采取措施。

2009年2月9日晚8时20分左右，农历元宵之夜，央视新址因其工作人员擅自雇用烟花公司违规燃放A类烟花，导致北配楼起火并持续近六个小时。事故导致一死七伤（参见《财经》2009年第4期“追问央视新址大火”）。

案发当夜22时许，央视副总工程师、新台址建设工程办公室（下 称央视新址办）主任徐威，即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呼家楼派出所带走，监控在一家宾馆。相继被查的还有现场三名央视新址办工作人员，以及负责现场燃放礼花 的湖南浏阳三湘烟花制造公司的八名员工。上述12人因涉嫌危险物品肇事罪，成为第一批被刑事拘留者。

2月19日，北京警方再刑拘五名涉案嫌犯。其中包括运输烟花爆竹的司机，以及帮助联系现场燃放公司的中间人等。

北京市警方、检方的调查并不止于渎职侵权，还延展至央视新址工程的经济问题。《财经》记者从多个渠道获知，承揽央视新址工程B标段（即北配楼）的北京城建集团一名项目负责人受到办案部门调查；中央电视台排名第五的副台长、央视新址园区法定代表人李晓明亦被调查。

《财经》记者调查确证，上述约20名被调查人员中，央视新址办 原主任徐威、新址办综合业务处副处长邓炯慧、北京大新恒太传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大新恒太）董事长沙鹏，均已聘请辩护律师。沙鹏同时也有央视员工身 份，围绕其名下公司在央视新址工程中的大宗业务，成为调查机关线索突破的关键所在。

徐威身后

据《财经》记者从接近办案的人士处获悉，徐威在被刑事拘留后，交待了诸多问题，已经超越简单的火灾渎职行为。据透露，徐威交待的问题涉及央视新址建设诸项工程招投标经济问题，“徐威之后还有谁，尚未可知”。

中央电视台现任台长赵化勇1999年2月主政央视以来，中央电视台经营业务向公司化、多元化方向发展。央视新址建设亦以公司化模式进行。2008年2月，赵化勇曾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会议报告中称，2003年正式启动的新址建设工程，经过五年奋战，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

一年后的此番大火，则使公司化运作和新址建设中的“黑洞”端倪渐显。

根据现行体制，隶属国家广电总局的中央电视台，为副部级事业单 位。其最高决策机构为央视党组，下设行政、采编、经营、技术四个委员会。在行政委员会之下，2001年3月新设立央视新址筹建办，由央视副台长李晓明任法 定代表人，副总工程师、技术管理办公室主任徐威兼任主任，负责新址建设筹备。2005年获得广电总局批文后，新址办正式成立，徐威开始全面负责央视新址建 设。

对应于此，2003年，央视与北京市第一家专门从事建设项目全 过程管理的企业——北京国金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联合成立了北京央视国金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央视国金），对央视新址建设实行公司化运作，由徐威任法定代 表人。徐威得以掌控央视200亿元新址建设资金的运作。

地处北京CBD核心区域的央视新址园区，于2005年4月28 日开工，内含位于园区西南侧的CCTV主楼、西北侧的TVCC电视文化中心（即起火的北配楼，含文华东方酒店）、东北角的能源服务中心。早在2001年， 原国家计委“[2001]2795”号文批复，央视新址工程项目获准立项，总投资76.66亿元；其中央视自有资金55.17亿元，银行贷款21.49亿 元。

此后，央视新址建设工期一延再延，项目资金也一再上涨。至2004年8月，国家发改委的批文增加资金至78.91亿元。至今，央视新址工程的建设投资已达120余亿元，另有70多亿元新设备费用。据悉，央视搬迁新址将全部使用新设备，原设备将留原址备用。

在担任新址办主任之前，徐威在央视任职近20年，一直为技术人员，曾多次参加央视的大型宣传节目和重大报道活动的技术方案制订和组织实施工作，自2000年12月起任技术管理办主任。

为何新址建设没有让基建处或者后勤部门主抓，而让一个技术负责人牵头？熟知内情的央视内部人员称，原因之一可能是徐威与央视副台长、央视新址园区法定代表人李晓明是大学同学，关系密切。

在周围人的印象中，徐威为人灵活而豪爽义气。其中学同学忆述：“每次同学聚会，都是徐威为大家埋单。”在同学眼里，徐威当年在班上并不起眼，但毕业后混最好。

《财经》记者获悉，2月9日央视大火当晚，李晓明即被办案部门传讯，旋即回家。第二天，李再度被传讯。接近李晓明的人表示，火灾后，副台长李晓明接受了办案部门调查，但并未被控制，2月24日，依旧见到李晓明在台里上班。

烟花牵出关联公司

元宵夜的烟花不仅是火灾元凶，亦是经济问题调查的主要突破口。

从2007年开始，央视连续三年安排在新址园区燃放烟花，其中2007年放了价值约30万元的烟花，2008年放了约50万元的烟花。此次引起大火的烟花燃放号称100万元，据央视内部人士透露，实际价值约35万元。

据《财经》记者从业内了解，烟花行业回扣高达30％。经销商获利丰厚。

接近案件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央视新址办多次燃放的烟花，均采购自浏阳三湘公司。初步调查，仅此批烟花，徐威即从三湘公司获得约8万元现金回扣。这成为徐威涉嫌经济问题的直接突破口。

进一步调查发现，央视新址办采购此批700余发烟花，全由大新恒太走账。火灾发生当晚，大新恒太董事长沙鹏被控制，接着被刑事拘留。

大新恒太业务主要为针对央视新址建设提供设备、软件、系统设计、系统集成等。大新恒太成立于2006年1月，500万元注册资本由央视国金全资注入，徐威为该公司第一任法定代表人。自此之后，大新恒太走上了一条由内部人控制的“私有化”之路。

2006年4月12日，央视国金将所持股权转让给影响传媒有限公司。影响传媒有限公司亦长期依托于央视承揽广告、咨询和培训业务。

不过，在成功中标央视的多哈亚运会转播设备采购项目、“专用采编四（SATA）”项目两笔业务后，影响传媒有限公司即从大新恒太全身退出，将股权转让给李鷷、赵军、沙鹏、沈旭、赵序霞五名自然人。

《财经》记者查证，李鷷又名李明桦，系沙鹏女友，现任央视国金财务部副经理、央视文化中心财务总监，为徐威下属；赵军、沙鹏亦为央视新址办员工，五人均与徐威关系亲密。

此后的2007年，大新恒太公司的股东变动频繁。当年7月9 日，沈旭、赵序霞退出，黄丽芳进入；11月17日，北京亚细亚智业科技有限公司向大新恒太注资500万元，使后者注册资本增至1000万元。2007年 11月23日至今，李鷷、黄丽芳、亚细亚公司退出。此后，该公司股权再未发生变化，1000万元注册资本由五名自然人分持，其中，罗凤娇330万元、赵军 310万元、沙鹏180万元、李小冬150万元、赵序霞30万元。

上述人员中，赵军、赵序霞两人均为央视新址办员工，且在关键部门任职；其中，赵序霞系徐威在电视技术设备和软件工程方面多年合作的伙伴，在新址开始建设后，调入新址办。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大新恒太成立三年以来，至少经营了与央视新 址工程有关的七宗业务，标的总金额过亿元。如2007年，仅在央视新址工程，即承揽了弱电工程B标段及A标段服务楼弱电网络系统设备材料供应项目、基础应 用系统集成和软件开发项目；2008年，又获得奥运节目光传输设备，以及新址工程中的B标段酒店客房AV系统设备材料招标项目；等等。

微妙的“责任分担”

据《财经》记者了解，在徐威、沙鹏被刑拘后，央视有关方面即为两名当事人聘请了代理律师。

其中，徐威的律师在接手此案之后，曾就责任归属提出三点法律意见：一是此工程是否交付，若未交付，施工方是否承担责任；二是当夜燃放烟花，是徐威个人行为还是单位行为；三是烟花公司在A类烟花的运输与燃放过程中是否担责。

接近案件调查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目前如何鉴定这三方的责任，专家组仍存在争议。据初步核查结果，徐威的行为显然是单位行为。当晚烟花燃放时，央视安排了四台专业摄像机，“现场录制焰火中的央视新址，以备存档今后用于电视节目中”。

上述人士介绍，目前偏向于业主单位央视负主要责任，施工方、烟花公司负不同程度的次要责任。
湖南三湘烟花制造有限公司目前被刑拘的员工共九人，为所涉当事各方身陷最深者。2月17日上午，三湘烟花公司董事长戴剑虹在电话中告诉《财经》记者：“北京市公安局已派人来公司，正在调查此事。”

据新华社报道中引述的北京警方人士的话称，在新近五名被拘留人 员中，包括运输烟花爆竹的司机、帮助司机躲避警方检查绕行小路的带路人，以及帮助联系现场燃放公司的中间人等。根据《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北京 对烟花爆竹实行专营制度，单位和个人必须从具有许可证的销售网点购买烟花爆竹，私自从外省市购买烟花爆竹被明令禁止。非但如此，北京市还规定，在该市行政 区域内运输烟花爆竹，应当取得公安机关的运输许可，否则不得运输。

不过，针对三湘烟花公司的责任，各界说法不一。徐威的辩护律师认为，烟花公司应该承担运输和燃放A类烟花的申报责任；但反对的声音认为，三湘烟花公司受雇于央视新址办，后者才是直接的责任方。

随着施工方北京城建集团一名项目负责人被调查，此案又已引起对工程建设与实施的关注。

2月13日，央视召开高层会议，通报了火灾现场勘察的初步结 果：央视新址北配楼着火后，燃烧主要集中在钛合金下面的保温层，具有表皮过火的特点。大楼保温层使用的材料是国家推荐使用的新型节能保温材料，这种材料燃 烧后过火极快，因此瞬间从北配楼顶部蔓延到整个大楼，这次火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筑物过火燃烧最快的一例。

北京市消防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骆原告诉记者，火灾蔓延如此之快，与建筑材料、建筑物高度都有直接关系。

据北京市消防局提供的资料，起火的电视文化中心共30层，高159米，建筑面积103648平方米，主体结构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外立面装修材料南北侧为玻璃幕墙，东西立面为钛锌板，外墙保温材料为挤塑板等。

由此看来，此次大火虽为“人祸”，但大楼防火不达标的保温材料 “挤塑板”亦是“帮凶”。此次失火的央视新址B标段，其幕墙工程由中山盛兴股份公司承建。2005年11月21日下午，央视和中山盛兴关于北配楼幕墙工程 签约仪式在北京建国门外长富宫饭店举行，央视副台长李晓明亲自出席签约仪式。

中山盛兴股份公司副总经理冯国敏对《财经》记者表示，有关幕墙 防火材料是否达标的问题，相关部门已经在进行调查，目前不方便表态。《财经》记者获得的一份《防火审核意见书》显示，北京市消防局曾对央视新址共提出26 条消防整改措施，其中八条涉及北配楼，如“地上14层采用扩大防烟前室代替避难层”，“5层、27层、28层厨房所用的燃气管道要从地下一层进线处穿越防 火分区”等，均不符合防火规范。可见，施工方在消防方面的疏忽，以及元宵之夜未劝阻业主方燃放烟花，也存在责任。
善后之局

而今，火后的央视新址北配楼仍被封锁，一侧的三环路边，常有人驻足留影。其是拆是修，为人们所关注。

2月13日，央视召开高层会议内部通报称，专家组认为，北配楼 过火后，由外墙往里损失逐渐减轻，越往外损失越严重。大楼朝南、朝北方向的窗户玻璃没有破碎，室内的物品基本完好。玻璃破碎的房间大都只在窗户附近有火烧 情况。“初步判断，大楼主体结构基本没有问题，挂幕墙的金属网架整体也基本完好，钢筋混凝土结构没有受到损伤，承载屋顶的桁架没有发生明显变形，但个别部 位需要修补。”

然而，央视此次会议所述的“专家组”，邀请的是建筑专家。他们初步形成的结论不具有法律效力，亦未获得建设、消防主管部门的认同。

据《财经》记者了解，建设部、北京市消防局的联合调查组，国家 安监总局的独立专家局，仍在进行勘察工作，目前均未正式发表调查结论。一位建筑装饰专家对《财经》记者表示，他对央视内部通报持谨慎态度，认为其中某些细 节难以置信，比如“大楼朝南、朝北方向的窗户玻璃没有破碎的，室内的物品基本完好”，是“基本不可能的”。

接近调查组的一位人士称，一名受央视邀请现场勘察的建筑专家口头表达了两条意见：长达六小时的高温燃烧导致结构强度大大下降，受力状况明显改变，安全隐患很大；作为全球瞩目的中国标志性建筑，加之处于华北地震带和北京中央商务区，不容许再次发生任何意外。

“烧了五六个小时，楼的主体结构也差不多了。”参与北配楼前期设计的建筑师吴朝辉说。

另一位主张拆除大楼的建筑专家告诉《财经》记者，如果不拆除，修补的资金远比拆除的少。但对未来的央视接任者来说，不拆除，可能意味要时刻应对一个“定时炸弹”。

大火和徐威被拘，亦使得央视电视文化中心面临着善后之局。

失火的央视电视文化中心（TVCC），由央视所属的中广影视卫 星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于2007年4月共同出资组建，是新址建设工程以及中央电视台媒体经营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失火时，电视文化中心已 完成投资20多亿元；2009年年前，央视资产登记时，核定为30亿元。

电视文化中心核心产业为央视华汇时代剧院和文华东方酒店。文华东方酒店拥有241间豪华客房及高档配套设施，原计划酒店于2008年中开业，但一直拖延到2009年火灾被烧毁，依旧没有开业。大火过后，酒店开业将无限期后延。

央视华汇时代剧院在2008年完工开始承揽演出业务，作为开幕大戏的《陪我看电视》已经签约并进行广告宣传，原计划于2009年3月18日上演，演出票都已经售出。火灾后，必须临时终止演出更换场地，央视电视文化中心将面临系列合同纠纷。

2月13日，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主持召开的央视高层会议决定，央视新址主体大楼的搬迁计划不变，仍在今年国庆节前后陆续进行。

央视内部人士告诉《财经》记者，61岁的赵化勇本应在2008年正常退休。火灾发生之后，赵化勇全力投入善后事宜，中央电视台日常工作由第一副台长张长明全权负责。

据悉，国家审计署2009年专项计划中，将包括对中央电视台管理层的离任审计，并延伸审计央视新址工程。

Viggo Mortensen, square-jawed, dimpled, and fit, is a reserved man, but he’s very present in the here and now (women tend to find him irresistible). Ed Harris can be spiritually intense and as remote as an Antarctic explorer. As actors, they have different kinds of appeal, but they’re touching and funny together in “Appaloosa,” as two men who share a gift for silence. Virgil Cole (Harris) and his “deputy,” Everett Hitch (Mortensen), are guns for hire in the Old West—longtime partners who communicate mainly by glances, nods, a few gnomic words, and a deepening stillness that can suddenly explode into violence. In 1882, they ride into Appaloosa, a New Mexico frontier town, and offer their services to the inhabitants, who are terrorized by a rapacious landowner and gang leader (Jeremy Irons). They may be for hire, but they fight on the weaker side, because it pleases them to do so. Noblesse oblige. Harris, who directed, wrote the screenplay with Robert Knott, from Robert B. Parker’s 2005 novel, and they have structured the picture as a traditional Western. (There are echoes of John Ford, Howard Hawks, Fred Zinnemann, and many others.) The men are divided into protectors and predators, and the movie features a series of confrontations in which the moral issues are clearly settled. “Appaloosa” is not as ambitious as last year’s “3:10 to Yuma,” which provided an expansive social portrait of the Arizona territory after the Civil War, but it has a distinctive humor, and a fresh character in Allie French (Renée Zellweger). At first, Allie seems to be the usual refined lady from the East: she wears silk dresses, pours coffee, smiles, and plays the piano (a little). But she shifts her loyalties among a group of men, some of them unsavory. A “bad” woman in town, the prostitute Katie (Ariadna Gil), understands her well enough. “Mostly, the men worry about love,” Katie says, meaning that women in the West have to worry about staying alive. Allie, looking for a protector, claims Virgil, breaking up the men’s chaste, straightback-mountain love story. But the relation between man and woman, the movie suggests, will never be as pure as the male bond.

The Western has been stirring to life in recent years, not only because it offers an escape from the modern world but also because it offers an escape from modern movie technology. From the opening scenes, we know that “Appaloosa” won’t be a fantasia in which the performers get tossed around by digital salad forks. Harris and his cinematographer, Dean Semler, shot the film near Santa Fe, and they calmly lay out a vast terrain of gray-brown buttes and valleys, with endless blue sky above. Harris respects the genre’s pictorial grandeur, its regard for honor, its solemn conventions; this movie is grounded. Fear has sucked the life out of the sun-bleached town, with its adobe and wood buildings, its drab bar, its underemployed prostitute. (Hitch changes that last situation.) There’s no law, no newspaper, and, when a trial has to be mounted, a judge brought in from out of town turns the affair into farce. The Old West, melancholy and lonely, comes off as a bleak and scary place.

There may be no law, but Virgil Cole certainly embodies authority. “Appaloosa” is, in part, a story about hero worship. Hitch, who narrates, tells us that he’s been to West Point and fought in the Civil War and against the Indians, but he got out of soldiering, because it didn’t allow for much “expansion of the soul.” It’s not clear how working for a gunslinger expands the soul, but Hitch is convincingly obsessed with his boss. Mortensen, his eyes partly hidden under a round-brimmed hat, has a dandy’s wide mustache and spadelike beard, and he cocks his head at odd angles and stares at Ed Harris’s character as if he were a god in boots. Virgil is fearless, violent, indomitable; he’s also a bit crazy, and Hitch takes care of him, reining him in now and then. Harris has an unreachable-American-hero quality; he’s still the blue-eyed icon of resolve that he first revealed in his performance as John Glenn, in “The Right Stuff” (1983). The planes of his face seem lengthened under his black hat. He’s clean-shaven, a sign of fanaticism in a country of scraggly beards.

Of all the cinematic genres, the Western has stayed closest to its silent-movie roots. Gary Cooper never said much in his cowboy roles, though as he got older his aura of tragic stoicism became better than speech. Clint Eastwood, in his spaghetti-Western days, spoke so slowly that he could just as easily have etched his sentiments in stone. “Appaloosa” turns the inarticulateness of the Western hero into an elaborate joke. Virgil, a self-made man, carries a small volume of Emerson around with him and puzzles out “Self-Reliance,” but, at work, in the middle of some tense moment, he depends on Hitch to help out when the words don’t come to him. “Commiserate,” Hitch says, filling in the blank when Virgil offers mock sympathy to a mean cowboy. Even Jeremy Irons’s gangster pitches in. “Sequestered?” he asks with annoyance, naming his own situation when Virgil holds him in jail for trial. Harris’s view is that the small-town Old West is struggling to realize itself: it’s a civilization that hasn’t been articulated yet; it has values but no words, no goods. In a strange and wonderful scene, local Indians, after a raiding party on Allie and some friends, exchange her captured corset for a horse, on the assumption that such an oddity must be a thing of great value.

搜寻穆斯林征服以前的的史料是印度史料学的主要困难。这主要是由于，印度方面本身不重视对于历史的记载；印度人没有构造起一种有效的保存重大历史事件的制度。11世纪到过印度的穆斯林学者比鲁尼（Al-Biruni）评论说：“印度人不十分注意事物的历史次序；他们在述说国王的年代系列时是漫不经心的，当要他们非说不可的时候，就困惑起来，不知说什么好，他们总是代之以讲故事。”

最近看到最好的电影是意大利黑帮片《格莫拉》(Gomorra)。在一个巨大金字塔贫民窟建筑内，人的生存空间被极度压缩，赤裸裸的生存压力被对立的帮派暴力形象化，与多年前的经典《上帝之城》(City of God)异曲同工。去年在意大利体验的宗教文化在该片中荡然无存，显示出经济活动对人类文化的巨大支配力。

童年的阴影，使你成为女性交往障碍者和性嗜好狂人。尴尬的生活，滑稽的职业。更荒谬的是，有一个医学院辍学美女，因为听了你疯妈妈的一席话，假扮医生，问你索要精子（真刀真枪的要）帮你治疗母亲。猜火车里那个小美女如今成熟多了，扮演这个假医生搞的跟真的一样。结尾，主人公因为美女的爱得到解脱，如同癞蛤蟆被公主亲了一口，皆大欢喜，真滑稽。要我说，他就是我们，我们无可救药。母亲被噎死那出戏，让人悲从中来，生活就是这般荒诞的真实。

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浪漫的逃兵队伍了，随时随地带着乐器。没有“西线无战事”的写实，士兵们灰蓝色的制服渐渐的消逝在暮春的野花，无边的田野里，他们永远也没有抵达荷兰，Camille的丈夫望着天上的星星，那是和小王子和狐狸在沙漠里一起看到的星星们。

预告片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JWKImMIZnM

Der Baader Meinhof Komplex 是今年奥斯卡外语片德国送选的作品，根据Stefan Aust以德国红军派早期历史为主题的小说改编的。红军派是1960那个浪漫的红色年代，在西德最拉风的极左组织。他们的城市游击队(Urban guerrilla)号称：

“…a person who fights the military dictatorship with weapons, using unconventional methods. …The urban guerrilla follows a political goal, and only attacks the government, the big businesses and the foreign imperialists.”

由Bruno Ganz扮演的前联邦刑侦局局长Horst Herold说：”从长远来看，砍头、杀头都无济于事。这不是警察的任务，而是政界必须改变这种已经产生恐怖主义的局面。”

德国 “红军派”(Red Army Faction，RAF)

发端于西德“68年学潮”的团体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成为震惊世界的暴力恐怖组织。1970年，巴德和迈因霍夫等人成立了“红 军派”组织，它的成员大都出身富裕家庭，家境良好，受过高等教育，政治理念十分极端。以年轻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为主体。在最初的17名核心成员中，有10名 大学生、两名律师和两名记者、一名医助、一名摄影师，只有一名体力劳动者。更有趣的是，和那个年代的其他左翼极端派别一样，“红军派”中也不乏美女，领导 人乌尔里克.迈因霍夫（Ulrike Meinhof）是个“相当漂亮而腼腆的女人”。她的名言是：“阶级斗争的发展将要贯彻游击队思想……一个社会主义战士的死重于泰山，一个资本家的死 轻于鸿毛。”“红军派”的影响最盛时，法国哲学家萨特曾亲赴监狱看望巴德尔(Andreas Baader)，引来世界关注。从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红军派”先后制造了多起血腥的 暴力事件，受害者包括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布巴克，联邦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施莱耶，西门子公司总裁贝库茨，德意志银行行长赫尔豪森，德国托管局局长罗韦德尔等 政商要人。 1977年4月，“红军派”巴德、拉斯佩和恩斯森三人被斯图加特高等法院判处无期徒刑。随后，“红军派”刺杀了德国联邦总检察官希格弗里德·布巴克。7月 30日，又刺杀了德累斯顿银行总裁于尔根·庞托。9月5日，绑架德国雇主联合会主席汉斯-马丁·施莱耶尔并向德国政府提出，要拿施莱耶尔的性命换回被囚禁 的11名“红军派”成员，作为声援和策应，4名巴勒斯坦恐怖分子于劫持了汉莎航空公司航班“兰茨胡特”号， 10月18日，德国的“边防军第9大队”粉碎了震惊世界的“摩加迪沙事件”。第二天，彻底失望的巴德和拉斯佩双双在牢房里用手枪自杀，女恐怖分子恩斯森(Gudrun Ensslin)也 在同一天用一根电线悬在铁窗上自尽。

1998年4月20日，“红军派”在一篇公报中宣布，它即将解散和终止其“城市游击战”。

“Vor fast 28 Jahren, am 14. Mai 1970, entstand in einer Befreiungsaktion die RAF. Heute beenden wir dieses Projekt. Die Stadtguerilla in Form der RAF ist nun Geschichte.”
(“Almost 28 years ago, on May 14, 1970, the RAF arose in a campaign of liberation. Today we end this project. The urban guerrilla in the shape of the RAF is now history.”)

这个9月，从1号到30号，是伊斯兰教的斋月（Ramadan)，在这个月的每一天，从日出到日落都停止一切饮食、性事以及吸烟等活动。

Laylat al-Qadr是斋月里最神圣的一天，传说先知穆罕默德在这一天从真主那里接受了可兰经。 Eid ul-Fitr标志着斋月的结束，这一天人们穿上最漂亮的衣衫，把食物奉献给穷人，大吃大喝，走亲访友。

王佳芝的身体与易先生的性感

鬼今

电影《色，戒》中的床戏，不仅在发行前后制造了大量的话题，而且掀起了一个范围广大的类文化讨论。毕竟，这是“性”，在我们的文化中，常常是被略去的对 象，如果明火执仗地提及，总是在骂人的话中。床戏的大胆逼真不仅在严肃的华语电影中绝无仅有，拿到海外，也属先锋。李安曾在自己的早期作品《喜宴》中扮演 过一句台词的小角色，他说，“你正见识到五千年来性压抑的结果”，当时敦厚沉默的中国人在婚宴上都成了搞怪专家，让旁观的老外们都大跌眼镜，正有点儿像 《色，戒》今天的情形。对剧中人的评价涉及到性，评论者自身的性爱观就会有所暴露，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评论那样激烈，用激烈作为遮羞布。对电影的评论裹挟 着我们生存环境中的许多怪异因素，让电影本身都变了颜色。

如果电影也可以像人一样分性别的话，那么《色，戒》从整体结构上看是似乎是男性的，它总是被理解为男人用一根阳具征服女人、让她放弃立场的故事。据说拍摄 之前，副导演曾建议李安研究一下日本AV，不知道这个建议是否被采纳了。AV作为一种主要供男性消费的色情产品，除了激发性欲之外，另一个功用就是帮男性 完成对性能力的自我欣赏，显然《色，戒》也激发了这样一种感受，首先是王佳芝的身体一览无余地呈现在屏幕上，暴露给易先生的同时也暴露给所有观众，对王佳 芝行为的谅解与不谅解，直接挂钩到观众对她身体体验的真实性的认同上。

然而王佳芝的身体是真的吗？《色，戒》在结构上具有AV的特征，可偏偏床戏的部分并非如此。几乎找不到

女 性的高潮，这在AV中可是必不可少的，很多时候男优的作用只是提供勃起的性器官，摄影机真正关注的是女优欲仙欲死的表情、跌宕起伏的叫床以及标志性快感的 阴道分泌物。道理很简单，对很多男人来说，具备让女人叫床的能力本身恐怕比自身的高潮还来得刺激。这与《绿野仙踪》、《肉蒲团》等许多由男性执笔写作的色 情小说如出一辙，这些作品总是用大量笔墨描写女性在交合过程中极度欢娱的表现，男性只是最后“一泻如注”而已。《色，戒》完全可以依葫芦画瓢，用三段床戏 突出王佳芝是如何享受，那么这也就成了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给男人看的电影，王佳芝的命运同《金瓶梅》中那些因“欲”丧身的女子类似，变节动摇云云无非是用历 史背景的新瓶装了荡妇故事的旧酒而已。

但这显然不是李安的意图所在。电影中错综的体位、纠结的肢体，却突出了男性的高潮，王佳芝远没有易先生那样沉迷。虽然不可否认她也对性感兴趣，为了扮已婚 妇女和男同学做爱，她并不是完全不情愿的，而且很快就采取了主动姿势。但在和易先生的性关系中，她的感官享受远远小于找到一种身份的快乐，在第一次性虐之 后，镜头摇到王佳芝脸上的一丝微笑，就提示了这种归宿感。这似乎是很奇怪的，因为她的身份——阔太太、特工、汉奸情妇，都是假的，似乎身体的感觉才应该是 真的，但导演恰恰用引来争议的床戏，提亮了前者，压暗了后者。床戏的作用诚然是为后来放走汉奸做铺垫，但原因是否在于王在身体上对易的依赖，就成了很大问 题。

如果把问题扩大一点，女人在什么层面上需要男人？这是很多电影都热爱的题目。美国电影《当哈利遇到莎丽》中有一个情节，在餐馆里，哈利向莎丽吹嘘自己的床 上功夫如何了得，能让女人高潮迭起，梅格·瑞恩扮演的莎丽认为“她们可能是装的”，然后就惟妙惟肖地学起了女人叫床，让整个餐馆的人都为之侧目。这固然只 是一种喜剧性的调侃方式，但在极端女权主义的视野中，破除女性在性方面对男性的依赖是有可能也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解放女性的唯一途径，因为将男女性事制 度化的婚姻家庭是桎梏女性最顽固的枷锁。同时性也是女性颠覆社会的极端武器，因为男人表现得似乎只有在“干那件事”的时候才真正离不开女人，那么女人只有 在取笑男人在性器——性能力方面的缺陷时，才能取得一种侥幸的胜利，2000年由两位女性执导的法国影片《操我》就是用赤裸裸的性交和阳具展示来表达导演 对所谓第一性的蔑视与嘲弄。

但化解这种对立也是容易的。比如在费里尼的《大路》中，贫穷女孩杰丝米娜被花500元钱买下她的杂耍艺人近乎强暴地占有之后，她流了一阵眼泪，接着就带着 温柔的笑意凝视着这个占有她的男人。这个平易的场景说明了一个更具普世性的道理：女人总是需要男人的，至于这个男人是谁反而不那么重要。这可能更符合王佳 芝的逻辑，她不是女朋克，相反，只是一个柔顺的小家碧玉，没有什么叛逆情结，在很多时候是幼稚和小家子气的。这决定了“性”在她生命中最可能的位置是像许 多平凡女子一样令她终身有依靠，也决定了作为“色”的她不可能是那种超拔的尤物和悲烈的女英雄。所以她在电影中没有高潮，她是一个屈从者，在屈从中享受找 到“目的”的快乐，哪怕是业余的特工，假装的情妇，也比她本来的晦暗生活光彩万倍，况且，还有那枚闪着神秘光芒的大钻戒，当此之时，她如何把持得住？

这是王佳芝这个人物传达给人的最低层次的信息，对小说作者张爱玲来说，这就足以构成一个自足的女性世界。要命的是，这样一种视野常常被认为不够超越，特别 是作为一个刺杀汉奸的特工，她似乎必须得有点什么更崇高的德行才对。70年代小说《色，戒》发表时面对的就是这样的情形。从那时起“洗了个热水澡”就是交 锋的中心，有批评文章认为，特工和汉奸在一起，会像“洗了个热水澡”一样，把“积郁都冲掉了”，本来就匪夷所思，如果王佳芝承担刺杀任务的真正动机竟然不 是爱国心，而是“热水澡”，那就更要不得了。张爱玲只能回应说王佳芝不是“色情狂”， “洗了个热水澡”、“一切都有了个目的”，指的是先前的童贞没有白白付出，当然还包括同学对她失贞报以恶劣态度给她带来的伤害。

的确，张爱玲笔下罕有真正意义上的“欲女”——单纯追求感官刺激的阿部定式的人物，反而多是有点美貌和小聪明的“猎手”——等着捕获能托付终身的男人，所 谓“性”就是在极端利己主义的现代背景下展开的一场场紧张的攻错游戏。所以王佳芝只可能是个业余特工，是“羊毛玩票”，真正的女特工还会在乎贞操那点儿 事？小说对“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也是持嘲笑态度的，但与女权主义者们不同的是，那不表现为激烈的反抗，而是在屈从姿态之下的一抹淡淡的冷笑——性算 什么？只有“老了倒贴的风尘女人，或是风流寡妇”才会真正在乎，要安置一个女人需要比那实在得多的东西。

这是现代女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世界观，一种相对形而下的诉求，但也可以被诠释为东方女性最神秘有魅力的特质，老上海月份牌上那些被美丽器物环绕的旗袍女子 就是这方面的经典形象。没有超越这一层，是王佳芝挨骂、电影被批斗的第一个原因。当年的张爱玲也不敢正面为王佳芝辩护，她不能说王的做法属人之常情，更没 有像今天的小资一样把“爱”提升到玄虚的制高点——张爱玲是不会像琼瑶一样在这种事上唧唧歪歪的，她索性承认王最后的行为“铸成大错”，是“正常的人性的 弱点”，但显然她钟爱的正是这“弱点”在人物性格中造成的张力。

时至今日，王佳芝的命运已经有了新的转机，因为现代艺术早已将“性”视为另一种救赎力量，特别是当欲和爱裹挟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完成超越与颠覆的双重功效，王佳芝的牺牲完全有可能从另一维度获得神圣性。

易先生的“性感”就成了关键。在一种浪漫视野中，只要女性能够证明爱情是“真”的，就足以完成情感对生命的救赎，哪怕生命的确乏善可陈。从这个角度，就很 容易理解为什么一些以爱情为主题的电影总在令人绝望地论证爱之真假，因为这也牵涉到电影本身的意义所在。论证的第一步当然是爱的对象之“可爱”，《色， 戒》在这方面做得可谓直截了当。小说中有句话，“权势是一种春药”，在易先生身上体现了张爱玲对现代的感受力，那就是人们都将逐渐在“权势”的指标上受到 同质化的规定，无论是“性”还是“爱”在其中早就没有独立价值了。如果没有私密化的珠宝店场景和“异星一样”的钻石，王佳芝如何能感到自己被打动，认为“ 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其实她连自己是不是“有点”爱上了老易都不能确定，她只能感受到权势与人难解难分，令人陶醉。所以《色，戒》中的“色”终究是沉默压 抑的，她无非就是个无依无靠的乱世弱女，穿戴起来固然是风韵贵妇，若不逢机缘也随时可能沦为街头饿殍。真正鲜亮夺目的是“戒”，那颗诱惑人的戒指，谁也无 法确定是否可以被认为是爱的表征，或仅仅是欢场交易的筹码，但毫无疑问的是，它属于易先生性感的一部分，也是《色，戒》激怒批评界的第二个原因。

如果易先生是个正面人物，作为类型化的色诱故事，他的性感就是必然的，就像007的魅力强大得足以让所有“邦德女郎”倒戈。即使是作为反派的被诱者，讲故 事的人也可以赋予他们一些可爱的性感特质来增加故事的曲折和层次，在这方面我们拥有古老的色诱资源库，如妲己与纣王、西施与夫差、貂禅与吕布……那些贪恋 美色的反派都可能被演绎翻案，成为惹人怜惜的多情种子，实际上这个风潮正在今天的影视作品中席卷而来。易先生诚然是个汉奸，但作为电影主角，把他诠释得性 感简直是艺术理念发展的必然，难道今天的观众仍然期待在屏幕上看到一个梳着油亮的分头、相貌猥琐、骑自行车跟在日本指挥官马后的汉奸形象吗？

那么“美化汉奸”一说是从何而来的，或者说，“易先生”这个形象激起了一种什么类型的愤怒呢？这恰恰是个与历史无关的问题。国人对电影的一种理解，是一个 有钱有势的中年男人，如何以财力和性能力征服女人的故事。不厌其烦的牌桌戏暗示着易先生与各位太太的暧昧关系，而王佳芝说的“给我一间公寓”、“你是让我 做你的妓女”等台词也为包二奶之类的现代演绎提供了空间。易先生被塑造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成功者，是电影遭到围剿的主要原因。换句话说，这个令人艳羡的 角色，是人人都想和他易位的，他在政治上的反派身份，也就为人们的愤懑提供了渲泄的出口——身居要位、潇洒阔绰、美女入怀，这些好事怎么偏让一个汉奸摊 上！这不就是“美化汉奸”吗！

可以说易先生这个形象是李安式性感男人的集大成。在郎雄、赵文暄、周润发、梁朝伟塑造的角色中，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特征，他们是具有性感特质的压抑者，只有 在《推手》、《喜宴》、《饮食男女》这些早期电影中，压抑最终得到释放，因为压抑性的因素——家庭伦理，被导演处理为温情的轻喜剧，这大概与导演自处于将 东方文化展示给西方观众的中间人的角色不无关系。到《卧虎藏龙》，压抑李慕白的变成一种严苛的道义，这使人物命运呈现出一种与先前不同的悲剧色彩；《色， 戒》更加升级，将男女主角安置在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中，以非历史的眼光看，女主角又是一个破坏家庭的第三者。其中的男性必须内敛，就像梁朝伟对夫人说“你 看吧”，对汤唯说“你看，你决定”，但真正重要的东西，他们从来都是沉默地独自决定，在这些决定中，性——爱是首先要被牺牲掉的东西。情节的推进必须靠女 性的主动，她们或者是玉娇龙那样不顾一切的叛逆少女，或者是王佳芝那样身负使命随时准备委身的特工，她们是跃跃欲试的猎手，殊不知男人们才技高一筹，他们 早已等在那里，在渴望与推拒中完成自己的性感造型。

   这正是现代情欲的一种样态。《色，戒》受到的批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推出了一对生活中的寻常男女，而不是通俗历史传奇。可能只有出色的导演才会面对这样的问题，也必须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观众在其中认出自己之后不会感谢你，只会说：胡说！根本不是这样的！

8月22日，在专程从哈尔滨赶来的父母及家人的注视下，44岁的杨逸登上了芥川文学奖的领奖台。这是日本最负盛名的文学大奖首次授予非母语作家。

创设于1935年的芥川奖，是为了纪念日本文豪芥川龙之介而设立的奖项，每年评选两次。该奖以鼓励初出茅庐的新作家为宗旨，是日本最负盛名的纯文学大奖，被视为日本文坛的”龙门”。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现任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以及许多名震日本文坛的著名作家，当初都曾获得过芥川奖。

2008年7月15日，杨逸以她的小说《浸透时光的早晨》，摘取了第139届芥川奖的桂冠。

来自哈尔滨 日语从头学

杨逸1964年出生于哈尔滨，22岁到日本留学时完全不懂日文。

她上过语言学校，在餐馆洗过碗，后考入东京御茶水女子大学专攻地理。

毕业后，杨逸曾在一家中文报社工作，获奖前的职业是中文老师。

2007年，杨逸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把她的处女作、一篇描写嫁到日本农村的中国新娘故事的4万字小说《小王》投稿到日本著名的《文学界》杂志。

2007年12月，《小王》获得文学界新人奖，并获第138届芥川奖提名，但最终因评委认为日文欠佳而落选。

此次获奖的《浸透时光的早晨》，是杨逸的第二篇日文小说。

在芥川奖70余年的历史中，虽然有过旅日的韩国籍或朝鲜籍作家的获奖先例，但他们均出生于日本，成长在日语语境中。

而杨逸则是第一个以非母语写作获此大奖的作家，不仅是日本文学界的一个里程碑，对于日本社会也具有重大意义。

杨逸在获奖后对日本媒体说：”作为一名外国人，在日本写的小说能得到如此评价，我感到特别特别高兴。有一种被接受，融入日本社会的感觉。”

题材以天安门事件为背景

获奖小说《浸透时光的早晨》，以1989年发生的天安门事件为历史背景，时间跨度将近二十年。作品讲述了两个年轻人的人生之路：出身西北农村的主人公梁浩远和谢志强跨入大学校门不久，便胸怀理想，热情参与了民主运动。

因天安门事件受到挫折后，两人情绪低落，又因与”污辱民主运动”的市民殴斗双双被学校开除。

梁浩远因与日本战争孤儿的女儿结婚来到日本，继续参与”民主活动”。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生存的压力，主人公发现曾经的理想已被风化，因而感到孤独和迷茫。

对于为何选择天安门事件作为主题，杨逸在回答日本记者提问时说，因为这是她最想写的题材。

杨逸说：”我个人虽然没有经历天安门事件，但在我40多年的人生里，这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事情，使我的人生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这个事件对国家来说，对个人来说都很重要。正视它而不是回避它，对今后会有很大的意义。”

杨逸也表示，相信她的作品会被翻译成中文，让中国的读者也能读到。

语言描写为日本文学带来活力

近年，日本的纯文学作品大多注重描写细微而内向的个人情绪与生活，而杨逸的作品在时代急剧变化的大背景下描写人生的苦恼与悲喜，并带有跨越国界的视角，因此对于日本读者具有一种特别的冲击力和新鲜感。

而且，杨逸在作品中还穿插了中文的诗歌，并多处直接使用日文中没有的成语、或是把中文常用的一些比喻转化成日语表现出来――用杨逸的话说，就”好像是做中国风味的日本料理”。

这种”似是而非”的文学体裁和表达方式，也让日本读者感到有趣。杨逸的作品获奖后，日本各大报纸纷纷报道，认为此次获奖象征着文学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外来的视线能为日本文学带来更多的活力，更加丰富多彩的成果。

杨逸的最新作品《金鱼生活》，已于近日发表在《文学界》杂志上。